古人给一个地方命名手机股票配资软件，最基础、最普遍的原则是以地形地貌来确定，如果一地遍布沙丘，其名字很大概率可能就叫“沙丘”了。今天以“沙丘”为名的地方已经不见，但是历史上有几个“沙丘”知名度却非常高。
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位于今天河北省广宗县的“沙丘宫”或“沙丘平台”，它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它有三大赫赫“战绩”：1、商纣王在这里筑台，蓄养禽兽、“大聚乐戏”，以至于身亡并失国；2、公元前295年，赵武灵王被公子成及李兑所围，饿死在了这里；3、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巡视途中病死于这里。所以它成为后世历代帝王避之不及的“困龙之地”。
此外，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“沙丘县”，在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均有记载。《旧唐书》：“武德五年，置毛州，割魏州之馆陶、冠氏、堂邑，贝州之临清、清水。又分置沙丘县。贞观元年，废毛州，省沙丘、清水二县……”《新唐书》：“武德五年，以馆陶、冠氏及博州之堂邑，贝州之临清、清水置毛州，并析临清置沙丘县。贞观元年州废，省清水入冠氏，省沙丘入临清，余县皆还故属。”
2025年6月，临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：《新见唐〈万仁则墓志〉与沙丘城研究》，文中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于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香城固村北的一处土坑中出土了唐《万仁则墓志》，墓志提到“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”，由墓志出土位置与墓志所载，可证明今天邱县香城固就是唐朝曾作为沙丘县治所的沙丘城。
墓志的末尾，还引用了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：
我来竟何事，高卧沙丘城。城边有古树，日夕连秋声。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。思君若济水，浩荡寄南征。
有意思的事情来了，墓志里这首诗中“思君若济水”句与大家所熟知的、诸多古籍中所记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“思君若汶水”句，有“济水”与“汶水”的差异。
从墓志中记载的“大历元年（766年）十一月十日，与夫人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”，可以推断该墓志铭撰写时间，这个时间与天宝四载（745年）创作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一诗中间仅相隔21年，可以说墓志里的这首诗，或许就是作者原诗最初的模样。
那么，既然由墓志可以得出邱县香城固就是唐朝沙丘县治所沙丘城的结论，是不是也说明诗里的“沙丘”就是这里呢？
关于这一点，笔者认为需要慎重：虽然唐朝的沙丘城与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同时出现在了同一块墓志铭碑文上，但就这么说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“沙丘”就是今天的邱县香城固，有些牵强和武断了。
理由有以下四点：
一、从诗中提到的几个元素来看，李白诗里的“沙丘”显然不是在说香城固及其周边。
诗中“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”的“鲁酒”与“齐歌”两个元素，表明“沙丘”应该位于有着浓厚的、春秋战国时期鲁地、齐地文化交汇气息的地方。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，李白诗歌才能以“鲁酒”“齐歌”来作为自己对杜甫思念之情输出的替代品。地理位置稍偏一点、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少一点的地方就无法替代，这种情绪都无法得到圆满表达和释放。那么，香城固一带能达到这个条件吗？
有人说，今天的山东省往往称“齐鲁大地”，显然说齐鲁就是说山东省。邱县在明清曾属于山东省，沙丘县是也是由在明清同属山东省的临清析置而来，难道香城固和“鲁酒”“齐歌”两个元素不能够联系起来吗？
其实，临清、邱县一带属于今天山东区域内管辖是在元朝之后了，距今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，在那之前一直属于燕赵文化圈。就连编修于清朝的《邱县志》《临清州志》中对两地所处的地理及人文环境的描述里，涉及山东或者齐鲁的因素也是偏少。
比如《邱县志》的《星野》《序》里分别说邱县：“……邱古乾侯，属晋赵，总隶冀州域……”“邱邑僻处东省西陲”。
而《临清州志》《序》《风俗》《星野》分别说临清：“北控燕赵、东接齐鲁、南界魏博、河运直抵京师，水陆交冲，畿南一大都会”“……今之郡县古之列国也，披阅舆图，州于列国为赵为卫，故其人多慷慨好义……”“……临清古兖冀之交……”
由此可以看出，即便是在行政区划上已归属于山东管辖数百年之后的清朝，在描述它们所处地理文化环境时，齐、鲁元素仍然不算太多，更不论比元朝要早500多年的唐朝了。
虽然不知道在唐朝以什么样的词汇来称呼香城固一带的风土人情，但绝不应该是“鲁酒”“齐歌”。
二、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诗中所说的“济水”是永济渠吗？
网络搜索关键词《万仁则墓志》，发现与之相关的除了本文开篇时所说文章之外，还有其他两篇，在这三篇文章内或以确定的语气、或以不确定语气，均指出“思君若济水”一句中的“济水”就是流经沙丘城东部、开凿于隋朝的大运河“永济渠”，并且称永济渠是唐朝的南北大动脉、高速公路……
其实，今天的人们认识到永济渠的重要，是在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之后，朝廷依托隋唐永济渠构建了黄河以北的漕运大动脉才形成的。而在唐朝，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诸段，仅是黄河以南的通济渠等河段，因联系京城与江南富庶之地，人员物资往来络绎不绝，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才能够凸显出来的，白居易所写的《长相思》中“汴水流、泗水流”中的“汴水”就是指的是通济渠。特别是皮日休对隋炀帝及大运河的评论诗《汴河怀古》也是说的是汴河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？”
而永济渠，仅在唐初用来向北方边境地区运送军用物资，有限的与经济相关动作也就是高宗、玄宗朝在沙丘城以南近二百里的魏州，疏通渠道、开魏州西渠“控引商旅”“贮江淮之货”，根本辐射不到沙丘。安史之乱后，永济渠近乎全河段陷入藩镇割据之下，运道断绝、商旅不兴。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，唐朝诗人几乎无人创作有关描写“永济渠”的诗歌，这一情况经过deepseek的搜索分析得以验证。
相对于名声沉寂的永济渠，“济水”的名字却可以说是相当的响亮！
“济水”是在古人认知里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并列的四条大河“四渎”之一，虽然到了唐朝因流量减小、实际河道已萎缩，但仍改变不了其重要地位。
《唐会要》记载了一件事，唐太宗李世民曾问“济水甚细而尊四渎，何也？”许敬宗答：“渎之为言独也，不因余水独能赴海……济潜流屡绝，状虽微细，独而尊也。”李世民迷惑为何济水流量小却能成为四渎，许敬宗回答因其能够独立赴海，有“至清远浊”的独立品格。诗人李颀、白居易都创作诗歌歌颂“济水”的这一士大夫节操，成为了文人精神图腾。
从这一点看，“永济渠”与“济水”在诗人们中有着极为悬殊的地位，作为诗仙的李白，其创作的诗歌中“思君若济水”一句，“济水”绝非“永济渠”，而是“四渎”之一的“济水”。
如果诗里非得要提“永济渠”的话，从古人创作时引用典故、运用简称等习惯来看，也很大概率也不会用“济水”，而是“永济”“白渠”“御河”中的任意一个名字：因为如果用“永济渠”的简称，肯定不会是“济水”，因为这两个字代表的并不是永济渠，其简称只能是“永济”。至于“白渠”“御河”，可参见编修于唐朝的《元和郡县志》《通典》，这两部典籍中记载永济渠均为：“白沟本名白渠，隋炀帝导为永济渠，亦名御河。”
此外再多说一下。“济水”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是在宋朝晚期，由于黄河改道的影响，“济水”上游入于黄河，下游河道则成为了“清河”，也就是今天的黄河山东段。“汶水”在宋末是大清河的上游，到了元明清时期，汶水又成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主要水源，其水流在汶上县南旺镇一分为二，“七分朝天子、三分下江南”，南下北上。其中北上水流在张秋镇仍与大清河也就是古济水河道发生联系，或许也由此明清时人们把“济水”和“汶水”认为同一条河了，也就造成文人在集撰唐朝李白诗集时，把原本的“思君若济水”讹为“思君若汶水”了。
三、李白还有一首诗里有“沙丘”，那就是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，兼问稚子伯禽》
这首诗创作之时，李白正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旅居，这时他离开“沙丘”已有三年之久，因为想念仍在“沙丘”的孩子“伯禽”，当听说“萧三十一”要回“鲁中”，便托其到“沙丘”看望一下稚子伯禽，送行时创作了这首诗“……高堂倚门望伯鱼，鲁中正是趋庭处。我家寄在沙丘傍，三年不归空断肠。君行既识伯禽子，应驾小车骑白羊。”
很明显，“萧三十一”去的地方是“鲁中”，去这里的时候会经过“沙丘”，看一下李白的孩子是顺路而为。虽然我们不确定李白诗中所说的“鲁中”究竟是哪个地方，但我们或许可以暂且推断位于春秋战国时鲁国的首都曲阜一带。
如果说李白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“沙丘”是在今天邱县香城固，那么从曲阜到这里的距离足有6、700里，这样的距离在古代算得上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，李白让人家“萧三十一“跑这么远去看他的孩子，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。
由此可以推断出，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，兼问稚子伯禽》两首诗中的“沙丘”并非是邱县香城固，而更接近于“鲁中”，究竟在哪？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。
四、李白诗里的“沙丘”，其实已有明确记载。
按照上述推断的“鲁中”在今天山东省曲阜市一带，其西部15公里的地方是济宁市兖州区，明清时为山东兖州府滋阳县，无论是在清朝的《兖州府志》，还是《滋阳县志》，《古迹》中均记载有“沙丘”：
府志：沙丘，城东二里黑风口西。……至今地名沙堆社。县志：沙丘城，唐李白有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云：“我来竟何事，高卧沙丘城。”又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》诗云：“我家寄在沙丘旁”。唐鲁郡治瑕丘，白（指李白）久客鲁，据诗则沙丘城应在境内。
另外，1993年在兖州城东南泗河还出土了《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》，也称《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》，简称《沙丘碑》，碑文有“以大齐河清三年（564年），岁次实沉，于沙丘东城之内”。
前有北齐“沙丘碑”，后有府志、县志，均明确表明了山东济宁兖州区曾经存在过“沙丘”，其位置位于“鲁中”附近，正是“萧三十一”能够顺路、力所能及、轻而易举能够访问到的、李白的居所“沙丘”。
综上所述，邱县香城固出土的唐《万仁则墓志》中所记载的沙丘城，是隋唐沙丘县治所无误，但却并非李白诗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沙丘城，此沙丘应该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。
为什么在唐《万仁则墓志》中出现都是在说沙丘城，但实际上却并非是同一“沙丘”的情况呢？
这个原因或许可以从墓志撰写者耿湋身上找到。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耿湋受托给万仁则撰写墓志时，是他于宝应二年（763年）进士及第后任盩屋县尉的第三年，作为朝廷命官的他，显然不可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到已被藩镇割据下的沙丘城了解情况之后才开始撰写。
由于他并未到过河北，再加上缺乏精确地图指引的古人普遍性对各地地理位置不明白、不清楚（这一点从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对地名、路程描写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），而诗仙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此时也已传播开来，对于在关中盆地里盩屋县的耿湋来说，可能就会想当然的把作为县治的沙丘城与与著名诗人李白所居的“沙丘”划归在一起，认为就是同一个地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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